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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烟叶找准症结科学退烧

2019-03-09 01:28:23 | 来源: 娱乐

贵州烟叶:找准症结 科学“退烧”

人发烧要吃药打针,烟叶生产发了“烧”,也需要行业上下、尤其是各主要烟叶产区积极诊治,找准症状开药方。

对于小湾村的烟农李道军来说,“金融危机”这四个字,只是近几个月在电视上反复听到的一个名词。但李道军却隐约意识到,去年下半年家乡的经济不景气,也许和这四个字有关。

“去年我们这里种辣椒的、搞养殖的,都没赚到什么钱。”李道军说。和李道军一样,村里的其他村民也纷纷告诉:“相比来看,还是种烤烟划算。”

小湾村是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龙坪镇的一个普通村庄,烤烟种植是这个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。除了烤烟,这几年,这里也有一部分农民种辣椒。贵州人爱吃辣,顿顿饭离不开辣椒,贵州的“老干妈”辣椒酱也享誉全国。小湾村的村民告诉,“老干妈”一半以上的辣椒原料,都产自遵义市。用他们的话说,遵义的辣椒跟着“老干妈”一起,“红”遍了全国。

但在2008年,他们的辣椒却不“红”了。据李道军讲,以往好的年份,一斤干辣椒能卖到十几块钱,而2008年只能卖到2到3块钱,按照一亩地三四百斤干辣椒的产量计算,很多人不仅没赚到钱,还蚀了本儿。相比之下,李道军这个“铁杆”烟农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却靠种烟发了点小财。他说,自己的18亩烤烟卖了47000块钱,扣除肥料、煤等物资成本和租用别人土地的成本,也有两万多元的收入。

一个是增,一个是降。市场经济中的“价格杠杆”刺激起贵州烟区农民的种烟热情。

据悉,自2000年以来,遵义市由于其他产业的发展,农民的种烟积极性相对并不高,但2008年的状况却和省内多数烟区一样,面临烟农种烟热情偏高的问题。据遵义市局(公司)2008年11月底的摸底调查,全市申报种植烟叶的农户增加2399户,种植面积增加2.97万亩。除了其他农作物价格下降的原因之外,贵州省烟叶生产“偏热”苗头还有什么原因?烟叶生产“热”到什么程度?2009年1月,贵州省局(公司)针对这一现象,组织了8个调研组,走访全省烟区一线工作者和烟农,对烟叶生产形势进行了广泛的调研。从调研结果看,贵州烟叶生产仍然存在“偏热”的苗头,烟叶生产“控”的压力比较突出。

会诊“偏热”苗头

“偏热”原因之一:2008年种烟比较效益提高,一方面刺激了烟农的种烟积极性,另一方面山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烟叶生产的积极性。

贵州省局(公司)烟叶管理处处长丁伟告诉,2008年,贵州省烟农产均种烟收入达到了16034元,比上一年增加了7460元。这一年,烟叶在贵州众多经济作物中堪称“一枝独秀”。

贵州烟叶生产增收是政策好、人努力、天帮忙的结果。在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广顺镇石板村,烟农席玉明告诉,他2008年种了10亩烟叶,干烟叶产量达到了3000多斤,是产量的一年。分析增收的原因,他认为是由于烟水配套工程解决了以往种烟缺水的问题,新式密集烤房解决了烘烤质量不高的问题,以及种烟技术水平的提高。尝到甜头的席玉明在2009年申报了13亩的种烟面积,但由于烟叶生产计划资源有限,只获批了10亩的种植面积。

种烟收益有所增加的同时,其他经济作物价格的下降也提高了种烟的比较效益。2008年9月份以来,国内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前期持续上涨转为有所下跌,10月份至11月份全国31种农产品中有30种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跌。在贵州,辣椒、西红柿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有所下滑,其中,辣椒价格下降了50%以上。因此,种烟比较效益提高,烟农的种烟积极性也随之提高。

从政府方面看,全国税制改革后,烟叶税已成为贵州省县、乡两级财政增收的主要来源。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,2008年下半年,国内不少行业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困难,因此,政府对烟草部门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。在众多行业经济运行不景气的情况下,贵州省2008年实现烟叶税收10.73亿元,比上年增加了4.43亿元,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烟叶生产的积极性。

“贵州省人民政府对烟草公司的工作很支持,对国家局‘严格控制,适度从紧’的政策也非常理解。”贵州省局(公司)局长(总经理)陈卫东说。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禄智明在2008年11月份的贵州省烟叶生产暨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上,明确要求要“坚持按计划种植,照合同收购”。

“偏热”原因之二: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散,农民工大量返乡,要求种烟的返乡农民工是贵州烟叶“偏热”的另一因素。

自2008年11月底从浙江返乡以来,何应伟在家“赋闲”已有两三个月。45岁的何应伟是广顺镇另外一个村——来远村的村民,他前几年一直在浙江做钢材销售工作。2008年,由于沿海地区很多五金工厂倒闭,他们公司也没了生意,何应伟只能背上行李踏上返回贵州老家的路。

“现在外面找工作不容易,很多年轻人过完年又返城去重新找工作了,但到了我这个年纪,还是觉得在家种地踏实些。”何应伟说。知道种烟效益好,何应伟和返乡的同乡一样,都有种烟的愿望。

自去年下半年开始,受金融危机影响,企业用工减少,农民工务工渠道受阻,像何应伟一样选择返乡的农民工明显增多。据有关部门预测,2009年,贵州省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30万人至150万人之间,占全省在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0%以上。目前,在贵州烟区,有不少返乡农民工表达了想种烟的愿望。贵州省局(公司)认为,今后的几个月,农民工就业矛盾将更加突出,受此影响,烟叶生产“控”的压力仍将十分严峻。

对症下药,科学“退烧”

“退烧”策略之一:打“思想战”,从认识上解决问题。

伤之重,训之深。由于1997年贵州烟叶的惨重损失,使“思想战”在贵州烟区的推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回忆起1997年超种超收的局面,不管是烟草公司的干部职工,还是烟农,都唏嘘不已。

“那时候到处都是烟叶,农民的房子、学校的教室、其他单位的仓库都被我们租来存放烟叶。”遵义县分公司经理孟宪林说。1998年,烟叶超收后的年,孟宪林被调往当时的正安县局(公司)任副经理,主管烟叶销售。提起那几年的经历,孟宪林说:“我那几年主要的工作就是‘卖烟叶’,为了推销烟叶磨破了嘴皮子。”

1997年对贵州烟草来说是惨痛的一年。当年,国家局下达给贵州的烟叶生产计划是780万担,在过热势头的冲击下,贵州省将计划申请增至950万担。在计划落实时各地又层层加码,造成了严重的超种超收局面,使得实际收购量达到了1300多万担。当年,烟叶收购量占全国约五分之一的贵州省却承受着3个“全国三分之一”:陈烟库存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;被拖欠的省外烟叶货款占全国的三分之一;商业企业亏损户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。“我们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,才消化完当时的负债。”陈卫东说,“所以在‘控’的工作上,我们从来不敢马虎。”

2008年年底,当烟叶生产偏热苗头再次出现之时,贵州烟草很早就开始了工作。他们通过公开信、劝告书、宣传车、短信、调研等形式把国家局“严格控制,适度从紧”的方针宣传到乡、到村、到户,希望从思想上抑制烟农想多种烟的想法。

“1997年那次亏得太惨了,我们现在也不敢多种。”来远村的村民何天荣说。当年,这位种了10亩烤烟的烟农,卖烟的收入勉强贴上肥料、煤炭等物资成本,他也被村民们笑称为“白干事”。而当年承包了30亩烟田的何应伟,除了搭上人工以外,还倒贴了3万多块钱。采访中,不少烟农告诉,除了1997年的教训让他们刻骨铭心之外,如今烟叶生产的“条条框框”很严格,多种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事。

“退烧”策略之二:用合同规范管人,用工作纪律律己。

烟农们说的“条条框框”,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计划分解和合同制管理。据了解,2009年,国家局下达给贵州计划653.4万担。贵州省局(公司)规定,各地在与烟农约定面积、产量时,要与其种烟田块、烤房、劳动力相匹配,决不允许超出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与烟农约定种植面积,绝不允许层层加码或打折扣、预留计划,决不允许搞计划平摊和合同照顾,决不允许简单削减大户面积来新增烟农。据了解,目前,贵州烟叶产区已经按照全省预安排计划分解下达,没有层层加码或层层减码。同时,贵州坚持将计划分解与布局优化紧密结合,合理引导烟叶生产向生态适宜、技术水平高的产区转移。

“合同制管理是规范烟叶种植的一条重要举措,采取电子合同,逐级分解计划,利用信息化手段,将合同严格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,从源头上杜绝了计划层层加码、合同签多签超的情况。”遵义市烟叶生产科副科长王仕海说。

在合同约定方面,贵州省局(公司)按照“全面签订、一次到位、明确权责、完善提高”的要求,以合同为主线,加强签订和管理工作。按照农户申请、资格审核、签订合同、建立档案四个步骤,在移栽前一次性全面签订到位,坚决制止无合同、超合同种植烟叶,杜绝少种多签、种而不签、降低单产签的现象。合同签订后必须张榜公布,接受群众监督。同时,加强过程监管,在面积落实、播种育苗、合同签订和大田移栽等环节对合同进行抽查核实,且县级分公司抽查的比例不得低于20%。

为了督促“控”的工作落到实处,贵州省局(公司)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考核机制。据了解,贵州省局(公司)印发了《贵州省2009年烤烟生产收购考核意见》和《关于重申烟叶工作十条纪律的通知》。在领导干部考核中,100%完成计划得满分,高于101%或低于100%不得分;对单产、质量、主要技术也作了详细规定和要求。同时,为防止超种超收,贵州省局(公司)规定凡是出现超种超收或不能完成计划的,坚决追究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部门的。

“退烧”策略之三:守住几道重要“关口”。

“没有合同种了烟叶没人收,有了合同想多种又没有烟苗、没有各种补贴,所以种多了亏的是自己。”在贵州遵义市和黔南州,不少烟农这样告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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